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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雜志四月份上:王挺革代表--放棄我們的教條

2013-03-19

 

 

從農耕社會邁向工業社會過程中,最初民間沒有資本,只得由國有企業來完成經濟的原始積累。但今天,顯然已經不再是這樣了。

本刊記者 馮永明

3月8日,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國貿集團董事長王挺革手中拿著一份名為《關于盡快制定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融資租賃法〉的議案》,找在場的全國人大代表們簽字附和,只有30人以上簽字的建言,才會被正式列為議案,他很快就完成了這項任務。

早在去年,在王挺革的設計下,浙江國貿已經組建了浙江國金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浙江國金),該公司將為發展中的中小企業提供銀行無法給予的準金融服務,比如幫助企業解決設備進購的資金難題。

金融租賃進與退

2012年9月12日,浙江國金在杭州召開創立大會。浙江國金由浙江東方集團、浙江五礦進出口有限公司、香港鴻富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共同發起設立,注冊資本金2500萬美元,三家股東分別占55%,20%和25%股權。

   “一些發展中的企業需要進口設備,但他們一時沒有資金,”王挺革說,“如果企業從銀行抵押貸款,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王挺革深知中小企業發展之困,當下的金融環境下,他們被有限的金融服務掐住脖子,而不能高速發展,國家巨額的信貸落到他們的手上是寥寥無幾。至今浙江國金已為數十家中小企業提供了設備租賃使用權。

融資租賃是世界上僅次于銀行信貸的第二大融資工具,近年來全球融資租賃業務量每年都保持在7000億美元左右。融資租賃以其獨有的融資與融物、金融與貿易相結合的特點,對于鼓勵企業設備投資、盤活固定資產、優化融資結構和加快技術改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對于拯救實體經濟、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益處良多。

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引入這一業態以來,經過30多年特別是近10年的迅速發展,全行業資產和業務規模已經超過萬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租賃市場,在國內位居信貸、證券、保險和信托業之后成為第五大融資工具。目前,全國共有各類融資租賃公司400多家,其中銀行投資的金融租賃公司19家,租賃資產接近6000億元。按照目前行業發展速度,預計在五年之后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租賃市場。

“目前,美國企業的設備采購由融資租賃完成的比例高達30%,而在國內只占到5%左右。”王挺革說,伴隨著行業的發展,對相關法律和政策環境的需求和依賴程度也愈來愈強。

1999年通過的《合同法》分別對“租賃”和“融資租賃”作了專章規定,第一次從法律層面明確了融資租賃合同的概念,賦予融資租賃合同以法律地位,從私法的角度規范了融資租賃三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分配關。王挺革說,目前融資租賃在我國仍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約,尤其在法律方面主要包括:租賃物登記的法律效力;對出租人資質認定的行政許可;多頭監管且監管標準不統一;業務涉及多個職能部門。

王挺革建議,這些問題應該也必須通過法律層面予以解決,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專門的融資租賃法。

注入金融基因

解析王挺革過去的經歷,以及國貿的轉型,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會把議案落在融資租賃法案的推動上。

在空降浙江國貿之前,王挺革是金華市常務副市長。這位在金融方面多有鉆研的管理者,擺在他的面前的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具有“江南第一猛莊”之稱的金信信托崩盤,亟待重整。這是一個擁有47.3億元債務、上萬個債權人的超級巨無霸。

自從2005年12月30日金信信托被停業整頓之后,王挺革就一直與金信有著各種關系,在金信信托風險暴露之初,他擔任過金信信托停業整頓領導小組副組長,此后擔任過金信信托股權重組工作小組的組長。

在這個過程中,王挺革需要獲得外界廣泛的支持。他既要研究收購股東股權的策略、又要穩定債權人的情緒。重組最核心的難題,如何將債權人的債務封凍起來,在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案前,免于擴散。

王挺革說,通過多方面的努力,最終獲得了最高法院的一紙文件,通過司法途徑明確暫緩對金信信托產生的債務執行。這一紙文件,把金信信托從重癥監護室拉了回來。此后,重整小組在北京委托拍賣公司,“毛澤東生日當天進行的拍賣異常順利,拍賣金額達到63.2億元,這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期。”

王挺革嘗試把政界的資源與商界的智慧結合起來,經過漫長的1800個日夜的努力,金信信托終于復盤。

王挺革坐在椅子上,摘下眼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仿佛這事就發生在昨天。

面對中國外貿出口競爭優勢的喪失,王挺革帶領浙江國貿向金融方向轉型。2012年,國貿集團實現營業收入446.2億元,利潤23億元,其中金融及類金融業務營業收入達60.21億元。

作為一個敢于嘗試的企業家,王挺革顯然喜歡處理這些令人激動的事件。浙江國貿與央企、民企、外資等不同形式的合作成立了諸多保險金融公司。

放棄教條

讓王挺革在官員與企業家的角色中,作出選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用外交般的辭令說:“做企業家更快樂,不過,我喜歡干一行愛一行。做越難的事,越能體驗快樂。”

“國企與民企只是出資本人不同而已。”在國進民退、官商邊界爭議的當下,王挺革對這個話題,也比較感興趣。他說,“企業與政府的行為有共通的地方,都有各自的使命和責任。在管理上,無論是企業的員工還是政府的公務員,人是成本的組成部分又是價值創造的主體,政府和企業都需要尋找制度下的人性,更好地激發員工,讓他們輸出價值。”

在同樣的經濟形勢,為什么有的企業倒了,有的卻活得很好?“這是由企業家的素質或者掌門人的能力決定的。如果我們不能改變外部環境,那只能改變自己,讓創新驅動,把成本降下來,從而吸引消費者。”王挺革說,“而提高自己能力的唯一捷徑就是加快學習。”

2012年4月11日,王挺革在浙江國貿集團一季度經營分析會和專題務虛會上講的標題就是:不解放思想,就會成為發展的攔路虎;不善于學習,就會成為發展的絆腳石。

他的床頭擺放著德魯克的管理學著作、稻盛和夫的管理經典。他已經習慣睡前閱讀它們。他同時信奉李嘉誠的成功秘訣:找對事,選準人,分好錢。如果你要跟王挺革討論上述管理學家和企業家,那他會一直講下去。

毫無疑問,王挺革是一個善于思考的人。他喜歡說,未來決定現在。

目前,浙江國貿旗下幾乎所有公司都進行了股份制改革,在改制過程,吸收了大量的民資。“中國從農耕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過程,最初民間沒有資本,只得由國有企業來完成經濟的原始積累。”王挺革說,“但今天,顯然已經不再是這樣了。諸如金融、健康醫療、零售業都釋放出巨大的潛力,民營企業也會是其中的受益者。”

“通向世界繁榮的唯一的重要的結構性障礙,正是那些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過時的教條。真正短缺的不是資源,也不是美德,而是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王挺革順口說出了《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的一段話,深思了片刻說,“改革的春天又來了,企業經營者該做的就是順著這股潮流,找到屬于自己的春天。”

(本刊記者胥曉鶯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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